当地时间8月24日，日本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引发国内抗议与多国谴责。尽管向来爱打“环保牌”的美国政府对此默许，甚至为之站台，美国媒体却远没有那么“淡定”。

就在核污水排海前夕的22日，《纽约时报》头版刊发环境监测组织Safecast首席研究员阿兹比·布朗（Azby Brown）的文章，标题以无可奈何的惋惜口吻说道：“就这样，成吨的放射性物质正流向海洋”。

上月初，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综合评估报告，声称排海核污水的辐射浓度极低，对人类和环境的辐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日本政府以此作为背书，大肆渲染核污水无害的论调。按东京电力公司的排海说明，仅2023年度的预计排放量就将达到3.12万吨核污水，氚总量为5兆贝克勒尔，而据估算，全部排放时间将持续30年以上。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布朗在文章中提出，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东电的排海方案究竟是否可靠，“但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是技术、科学和放射性问题，而是关于正在树立的‘榜样’。”日本政府和东电在一个既不完全透明，也没有让国内外重要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的过程中擅自做出排海决定，这无疑会为长达数十年的猜疑与争论“埋下种子”。

今年7月，日本福岛县磐城市，一男子在某处海港钓鱼。图/美联社

作者自述，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他一直在研究有关福岛和受影响社区的情况，并密切关注日本官方的反应。他表示，早在201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开始建议东电考虑排海方案。据称，日本政府一度评估过其他选择，比如将核污水蒸发到大气层，或者将其注入地下深处。

“但是，许多专家和环保组织都抱怨说，一直以来日本政府持续忽视公众意见，而且一些不妨考虑的替代方案，也没有得到认真评估，如将核污水长期储存在更坚固的水箱中。”东电此前的说法是，福岛现有储存罐的容量即将耗尽。

日本政府在2021年4月作出核污水排海决定的前后，都组织了所谓的公开听证会，不过据作者介绍，“这些听证会似乎更多的是为了兜售排海的选项，而不是让公众获得发言权。”

在当年11月，东电发布其模拟的核污水所含放射性物质氚等的活度和扩散情况，称年辐射量最多为0.00031毫希，远低于普通人上限的1毫希。而当东电“欢迎”公众对此发表看法时，一些专家指出了令人寒毛直竖的“信息空白”，例如缺乏储存罐中剩余放射性元素的完整清单。更可悲、可恨的是，“没有证据表明，官方为解决其中一些问题而作出过努力。”

2018年有专家发现，70%储存罐中氚以外放射性物质的含量也高于法定限值。然而，“据信在东电看来，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足以迫使它对方案进行重新评估。 ”

8月24日，日本福岛县，航拍东京电力控股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图/视觉中国

作者指出，“让当地居民、民间社会团体、技术专家以及必要时让邻国参与决策才能取得显著成功。”比如1998年，比利时监管机构在选择低放射性废物长期存放地时，将决策权交给了广泛的公共和私人利益攸关方，2006年德塞尔市的提案获得批准，而经过多年研究和环境审批，许可证直到2023年才予以颁发。芬兰和瑞典也采用过类似的程序。

“对日本来说，福岛的核污水处理本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作者不无遗憾地表示，日本曾经不仅有望借此与上述案例相提并论，还可以树立一个以透明包容的方式解决核废料处理难题的“新全球典范”。恰恰与此相反，日本的决策仅由政府做出并宣布，然后政府再为这一决策极力辩护。

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确实可以声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先例”。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那样，将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染水向大海排放，自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以来，这种做法没有先例。

事实上，在福岛核电站问题上，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原本就存在严重的信任缺失。作者提到，2011年核灾难发生期间，他们隐瞒有关公共安全威胁的重要信息，甚至以“堆芯损伤”来粉饰堆芯熔毁的事实。“而如今，猜疑依然存在。”许多日本人已经习惯了官方在福岛问题上的含糊其辞和缺乏透明度，根本不再相信所谓的保证。

至于改弦更张，几无可能。“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和企业文化是出了名的繁复和迟缓，像这样的重大决定几乎不可能逆转。”作者提到。

文章最后称，只有真正独立的、国际性的和参与性的监测机制，伴随着最可能受影响的人的密切参与，才足以确保核污水安全和负责地被排放。如此，这个糟糕的先例才可能转变为一个全球赞赏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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